有专家呼吁：在西部制造更多的“无人区”，是保护西阅生态环境的一条捷径。
贫困不除，难有何清
中国生态环境什么时候才能根本
脸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而美国一位专家在考察后认为，如要恢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水平，可能需要300年。
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和人口过剩，是人类面对的三大基本问题，这三大问题对中国说来是致命的，在西部包括长江上游地区更是如此。
特别严峻的是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问题常常互相交叉，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
贫穷，便是中国社会生态的突出问题之一，有人甚至说，“贫穷也是中国最大污染者之一。”。
据2002年初统计，我国文盲约8507万，其中2000万左右为15～50岁的青壮年文盲。文盲总数超过世界总数的10%，仅次于印度，居全球第二。而这巨大的文盲队伍90%在农村，50%在西部，70%为妇女。全国约200个县尚未普及小学教育。贫困正是造成文盲的罪魁祸首。
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地区，建议生态文明又从何说起?
长江上游生态地位十分重要的四川省，219县，到2002年国家级贫困仍仍有36个。在全国18个连片贫困地区中，四川就有4个，包括川北秦巴山区，川东武陵山区，川南攀西乌蒙山区、大小凉山片区和川西北高原地区。不但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之一，而且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全省中最贫困的又是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等少数民族聚居区。
以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17个县中还有12个贫困县，其中彝族聚居的“老九县”竟全部是贫困县。1994年调查，全州人均年纯收入低于500元的农户有210万人，低于400元的有136万人，低于200元的特困户有16万人。
在攀枝花市我曾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位彝族人在毁林开荒时引发了森林火灾，烧毁森林7000多亩，于是他带着七个孩子到公安部门去自首，对公安人员说：“请把孩子们都关起来吧，给他们一碗饭吃……”他的要求竟难住了公安部门，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只得批评教育一番之后，让他和七个孩子回家去……
近年来，凉山州西昌市一带著名的飞播林被贫困的来自“老凉山”的彝民用刀耕火种的办法大量破坏，开了许多天窗，有的甚至整座山被砍光。在凉山州德昌县采访时，我曾就这个现象和县林业局办公室主任小陆交谈，他带着苦恼和困惑回答我：
“人们常常责备彝族老百姓毁林开荒，我们也处理了一户这样的农民――但是，他们确实穷，全部财产加起来可能不到100元，吃的只有带着泥巴的、核桃大的小洋芋，娃娃们瘦得脸上只剩下了一对大眼睛，要罚他们，什么也没有，最后只得拿走了他们的一只小猎……为这件事，我心里一直很难过。有次我们去了热河乡青山社，发现那里毁林开荒严重，便没收了当地才百姓两匹马、三只小猪、两只鸡、20多只羊和一个收录机，用来抵罚款。拉走母羊时，母羊一直不肯走，一直扭头望着身后的小羊羔，小羊羔也舍不得自己的妈妈，‘咩咩’地叫着，跟着我们跑了很远很远……看到这种情景，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云南金沙江的支流龙江以鲜血般的红色向人们发出了水土流失的警告，但流域内的斧锯声却一直没有停止，乡民们仍然常常把一捆捆木材扛到山下，换回必需的粮食、盐巴和其他用品。老百姓们对水土流失的危害认识得很清楚，大爱懂得：砍了树、铲了草，雨水一来，土也被冲走了，收成越来越差……但为什么还要砍树呢?回答只有一个：山里人也要吃饭，也要生活，不确树咋办呀?
嘉陵江边南充市的环保人员曾直言不讳的告诉我，全市的2000多万吨废水含有氨氮、COD、BOD等基本没有处理便排入江河；排出的烟尘和SO2等只经过简单处理便排入大气……为什么?最大的问题便是穷，企业花几万元安装环保设备都“恼火”，工人一个月只有一两百元工资，许多企业交不起排污杂。国家在“清洁能源行动”中确定了17个示范试点城市，南充市有幸被列入(四川省仅此一家)，国家环保总局通知南充市到北京参加讨论，但负责此项目的高工却因没有出差费急得团团转……
因此，《人民日报》一位记者在自己的报道中曾感叹道“贫困不除，难有河清之日。”
“休克疗法”与“木头财政”
1998年以来，国家在长江、黄河中上游地区陆续实施了天保工程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中央的决策受到了沿江流域乃至举国上下的衷心拥护，被认为是善莫大焉的“民心工程”和“德政工程”，不但利及当代，也会泽被子孙。
但是，“休克疗法”式的“禁伐令”对上游地区特别一些依赖“木头财政”的贫困地方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以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几十年来，受各种条件制约，现代工业发展十分缓慢。到1997年底，全州工业总产值6.4亿多元中，森工产值占54.47%；财政收入1.36亿元中，来自林业及相关产业的收入占80%，其中道孚县地方财政收入91%来自林业，新龙县96.6%来自林业，是名副其实的“木头财政”。
深层次地透视，这种单一、畸形的经济结构并不是偶然形成的，也不能归罪于甘孜州人民或被称为“森老虎”的森工企业。它实际上和我国错误的产业政策、错误的生态伦理观、乃至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关。
甘孜州“有计划地”、大规模地砍伐天然林达40来年，仅1958～1990年30多年间，从大渡河、雅砻江漂送的木材就达3500多万立方米，消耗活立木和蔼上亿立方米，大部分属于“指令性计划”支援国家建设的统配材，甘孜州人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包括畸形的“木头财政”的形成。
国爱采用“休克疗法”式的“禁伐令”后，几乎一夜之间甘孜州的经济支柱便不复存在，州财政骤减80%，陷入无法运转的窘境。
过去的木材采伐大县道孚，1997年、1998年财政收入为1073万元和1080万元，2000年、2001年猛降到197万元和160万元。以至县长出差时得自己掏钱买汽油；老干部去世后，无法及时兑现抚恤金。为了保工资、保稳定，不得不挪用各种项目资金，县领导无奈地说：“除了‘天保’的钱我不敢挪用外，连救灾款都挪用了!我们吃了建设钱，形成了恶性循环。”
据统计，到2001年6月，道孚县已挪用各种项目款2000多万元。
另一个木材采伐大县新龙的情况也是如此。1997年财政收入为1122万元，2000年竟下跌到不足50万元。
与此相联系，更为严峻的问题则农牧民生活水平的显著下降。
四川省政协2001年曾邀请省民委、省扶贫办、省林业厅对甘孜州的返贫问题进行了跟踪调查。原因在于，这些县过去是木材采伐大县，“禁伐令”下达后，与伐木相关的运输业、加工业、第三产业严重萎缩，农牧民的收入自然也就随之下降了。
道孚县在实施“禁伐令”之前，全县4万多人口竟有私人运输卡车700～800辆，人均拥有载重卡车的比例据说为全国之冠，给商业、餐饮业、旅馆业带来了畸形的繁荣。但是随着天然林的禁伐，市场一片萧条，载重卡车绝大部分闲置在家门口，几万元一台的车仅以几千元一台的价格出售，农牧民人平均纯收笔试从1080元降到600多元的贫困水平。
德格县林业部门反映，“禁伐令”下达后，虽然县财政出现了一些困难，但是国家已经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基本予以解决，而目前问题最严峻的还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善良、淳朴、深明大义，对“天保”工程衷心拥护，但是他们目前的困难处境却需要党和政府给以关注。过去老百姓可以在林业上打工，包括抬木头装车、搞运输等，现在这些收入通通没有了，既不准砍树，又不准打猎、采金，只靠一亩地产一百两斤青稞，咋能过活?有的人家春天缺粮时去借贷；有的农牧民糌粑里没有酥油，有的连茶叶和盐都没有，终年能给喝开水；有的只能四处乞讨……
“生态补偿”与制造“无人区”
面对中国西部地区――包括长江、黄河上游――生态与生存的冲突，环境与发展的矛盾，经济学家、生态学家、社会学家们都进行了许多研究。大家一致认为，我佃地理环境是西高东低，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都发源于西部，向东奔流，因为对这些地区进行生态经济建设，是区域经济分工的必然要求。而长期进行的掠夺性开发，又使这些地区生态环境极端恶化，这种恶化已经严重影响了全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必须立即进行治理。
同时，专家也指出，如何改变这些地区的落后面貌，如何缩短东西部的差距，以实现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也是当前极为迫切的问题。
有的专家主张，对不同的贫困原因应进行不同的分析，采取不同的办法。如对青藏高原一些生态环境极端脆弱、极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应该坚决进行生态移民，对一些石漠化严重的地方也应如此。为此，甘肃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邓志涛大声疾呼应“在西部制造更多的‘无人区’”，这是保护西部生态环境的一条捷径。而对其他属于结构性贫困的地区，则应通过国家和政府的手段实现结构调整，产业方面西北地区可以畜物牧业、天然气、石油、旅游四大产业为基础，西南地区则应以水电、金属、旅游、生物资源开发为主。
世界银行在一项研究中建议中国要改善环境状况，必须大幅度增加防治投资，争取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以上(目前只达到1.2%)。
在“计划经济”年代，长江上游的各种资源(包括森林资源)，为了支持国家建设曾被大量剥夺，政策的倾斜，是造成这些地区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在“生态经济”年代，不能对他们进行第二次剥夺了。
长江上游实行“禁伐”后除了有利的一面外，地方财政和人民生活都受到极大影响，债权无法收回，转产资金又严重不足；而中下游地区除了享受禁伐带来的自然灾害减少，水制裁水量得到保证等益处外，并不承担什么法律义务。因此一些专家建议，长江上游与下游应根据“资源共享，成本共担”的原则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改变过去“少数人负担，全社会受益；贫困地区负担，富裕地区受益”，使穷者更穷，富者更富，东西差距越拉越大的办法。可考虑：
一是制定《长江法》及其细则，用法律调整沿江流域各方利益关系，并运用社会主义法治“有利弱者”的伦理原则，对弱势地区、弱者利益进特殊保障和倾斜。
二是建立“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基金”，并实行“长江生态天然林保护补偿基金征收”和“长江天然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以解决上游地区育林基金严重不足的问题。
总之，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建立健全生态保护稳定的投入和保护机制，并加大经济扶持和税收优惠，已经是长江上游地区的共同呼声，应该认真进行研究了。
(摘自《生存与毁灭――长江上游及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考察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版，定价：50.00。社址：成都盐道街3号，邮编：6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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